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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中国文学)_百度百科

时间:2019-06-08 02:16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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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òng cí]

  (中国文学)

  宋代流行的一种中国文学体裁,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标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绩。宋文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

  它始于南朝梁代,构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录:“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之曲。”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辉煌精明标明珠,在古代中国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灿艳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后有同名册本《宋词》。

  宋词的代表人物次要有苏轼辛弃疾豪宕派代表词人)、柳永李清照婉约派代表词人)。

  宋朝如许的时代,就有宋朝如许的词

  2018-05-29 00:05

  悼红狐兄八斗之才,才当曹斗,不单于经济世业多有研究,诗学功底也十分结实,偶有创制亦皆为宏构。本文从宋代的文化风尚和社会情况入手,挖掘这些词体之外的要素对词体的具体影响,审视宋词特别是长调词的艺术手法的构成,以及这些手法日后对汉语的总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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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 Ci

  小令中调长调

  苏轼李清照辛弃疾晏殊

  宋代流行的一种中国文学体裁

  四种分类体例

  按长短规模分

  按音乐性质分

  词牌来历划分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发生、成长,以及创作、传播都与音乐有间接关系。词所共同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其次要成分是北周隋以出处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次要用于文娱和宴会的吹奏,隋代已起头风行。而共同燕乐的词的发源,也就能够上溯到隋代。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词最后次要风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大约到中唐期间,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起头写词,把这一体裁引入了文坛。到期间,文人词有了很大的成长,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根基抒情气概的成立作出了主要贡献。词终究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凸起的文学体裁之一。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渐蔚为大观,发生了多量成绩凸起的词人,名篇佳作屡见不鲜,并呈现了各类气概门户。《全宋词》共收录传播到现现在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快要两万首,从这一数字能够推想其时创作的盛况。词的发源虽早,但词的成长高峰则是在宋代,因而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

  曲子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就是其天然倾向。因为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从头发觉,词源于民间

  俗文学的概念已获得普遍认可。隋唐之际发生、构成的曲子词,原是共同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风行的扫兴音乐,吹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本质不高的基层乐师、歌妓。且燕乐曲调之来历,次要路子有二:一是来自边地或外域的少数民族。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此中部门乐曲后被改为汉名,如天宝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个胡名乐为汉名。《羯鼓录》载131曲,此中十之六七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很多据调名就能够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胡捣练》、《胡渭州》等调,则大白冠以“胡”字。部门曲调来自南疆,如《菩萨蛮》、《八拍蛮》等等。部门曲调间接以边地为名,表白其曲调来自边地。《书·五行志》说:“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等。”洪迈《容斋漫笔》卷十四也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伊州为今新疆哈密地域,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凉州为今甘肃武威,熙州为今甘肃临洮,石州为今山西离石,渭州为今甘肃陇西,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边州。燕乐形成的主体部门,就是这些外来音乐。二是来自民间的土风歌谣。唐代曲子良多本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曲子,一一做过调查。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伐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又如《麦秀两歧》,《承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破烂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凉,及其麻烦之意。”宋代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兴旺,《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燕乐曲调的两种次要来历,奠基了燕乐及其共同其演唱歌辞的俚俗简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传播过程中,以及阐扬其文娱性功能时,皆愈加安定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本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保守截然不同。泛博歌词作家所接管的保守教育,汗青和社会潜移默化之付与他们的审美妙念,皆在他们赏识、创作歌词时,阐扬盲目或不盲目的感化。勤奋脱节俚俗粗鄙、复归于大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迫切而不懈的追求。

  在唐朝时曾经呈现,最后在民间风行。颠末五代到两宋,词获得很大成长,成为宋代次要的文学形式。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脾气,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源》卷下)就是对这方面特征的一个总结。宋词是中国文学成长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特地体裁,“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支流倾向的归纳。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宕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大都词仍属“艳科”范畴。即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要遭到支流倾向的渗入,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宋词创作的支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摈弃的的“郑卫”之声一流,与大雅篇什各走各路。它只要表条理上的享乐糊口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欢愉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白,“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注释。妄想享受,人所不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过后又感觉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这种矛盾遍及具有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宛转化、昏黄化,似有兴寄,让接管者发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熬炼,使其具有风貌,岂不是分身其美?基于如许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次要勤奋标的目的,从不盲目到盲目,从零散的勤奋到构成创作门户,从创作的实践到呈现较完整。

  苏轼该当能够说是文人抒情词保守的最终奠基者,而一些人认为,这也恰是汗青成长的下坡路的起头,宋词只是一味的寄情山川,或者歌以明志。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改革的素质。从全体上观照,词的“雅化”历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步向诗挨近的一个过程,勤奋逾越“言志”与“言情”边界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主流。不雅观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倒是一种突飞大进的演变。起首,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脾气、肚量、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六合奇迹。

  四种分类体例

  按长短规模分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以内)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要一段,称为枯燥;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

  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腔调附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词牌来历划分

  关于词牌的来历,大约有下面的三种环境:

  ⑴本来是乐曲的名称。例如《菩萨蛮》,听说是因为唐代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她们梳着高髻,戴着金冠,浑身璎珞(璎珞是身上佩挂的珠宝),像菩萨。其时教坊因而谱成《菩萨蛮曲》。听说唐宜宗爱唱《菩萨蛮》词,可见是其时不胫而走的曲子。《西江月》、《风入松》、《蝶恋花》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都是来自民间的曲调。

  ⑵摘取一首词中的几个字作为词牌。例如《忆秦娥》,由于按照这个格局写出的最后一首词开首两句是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所以词牌就叫《忆秦娥》,又叫《秦楼月》。《忆江南》本名《望江南》,别名《谢秋娘》但因白居易有一首咏“江南好”的词,最初一句是“能不忆江南”,所以词牌又叫《忆江南》。《如梦令》原名《忆仙姿》,更名《如梦令》,这是由于后唐庄宗所写的《忆仙姿》中有“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等句。《念奴娇》又叫《大江东去》,这是因为苏轼有一首《念奴娇》,第一句是“大江东去”。又叫《酹江月》,由于苏轼这首词最初三个字是“酹江月”。

  ⑶本来就是词的标题问题。《踏歌词》咏的是跳舞,《舞马词》咏的是舞马,《唉乃曲》咏的是泛舟,《渔歌子》咏的是打鱼,《浪淘沙》咏的是浪淘沙,《抛球乐》咏的是抛绣球,《更漏子》咏的是夜。这种环境是最遍及的。凡是词牌下面说明“本意”的,就是说,词牌同时也是词题,也就不再另拟标题问题了。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根基分为:婉约派(包罗花间派)、豪宕派两大类。

  柳永晏殊晏几道周邦彦李清照秦观姜夔吴文英李煜欧阳修史达祖等。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惨)、《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

  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浣溪沙》(一贯年光无限身)

  晏几道:《临江仙》(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鹧鸪天》(彩袖热情捧玉钟)

  周邦彦:《兰陵王》(柳阴直)、《蝶恋花·早行》

  李清照:《如梦令》(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醉花阴》(薄雾彤云愁永昼)

  吴文英:《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

  · 郴州旅

  《鹊桥仙》

  《浣溪沙》

  《望浪潮》

  《水龙吟》

  姜夔:《扬州慢》、《杏花天影》、《疏影》、《暗香》

  《虞佳丽》

  《相见欢》

  《乌夜啼》

  《浪淘沙令》

  :《采桑子(群芳事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梅残》)《生查子(客岁元夜时)》《蝶恋花(天井深深深几许)》

  史达祖:《双双燕·咏燕》

  婉约派的特点,次要是内容偏重儿女风情。布局深细严密,注重乐律谐婉,言语圆润,清爽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力窄狭。因为持久以来词多趋于含蓄优美,人们便构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见地。婉约词风持久安排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多量词家,无不从分歧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苏轼辛弃疾陈亮陆游张孝祥张元干刘辰翁等。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清平乐·村居》

  陆游:《谢池春·壮岁从戎》《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卜算子

  张元干:《贺新郎》(梦绕神州路)

  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

  刘辰翁:《兰陵王·丙子送春》《摸鱼儿·酒边留同年徐云屋》

  豪宕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漠,景象形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

  手法、 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乐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气概的作品。南渡当前,因为时代巨变,悲壮激昂大方的高亢之调,应运成长,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宕词的一代巨擘。豪宕词派不单耸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并且普遍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宕旗号,鼎力进修苏、辛的词人。

  柳永(约984年—约1053年),北宋出名词人,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改革的词人, 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柳永鼎力创作慢词,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同时充实使用俚词鄙谚,以适俗的意象、极尽描摹的铺叙、平平无华的白描等奇特的艺术个性,对宋词的成长发生了深远影响。

  李清照(1084-1155年),号易安居士,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路子,言语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否决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门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激昂大方,与其词风分歧。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有《李清照集校注》。

  李煜(937―978年),号莲峰居士,南唐最初一位国君。精书法、工绘画、通乐律,诗文均有必然造诣,尤以词的成绩最高。李煜的词,承继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花间派词人的保守,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言语明快、抽象活泼、用情真诚,气概明显,其亡国后词作更是题材广漠,含意深厚,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被称为千古词帝,有《文集》30卷、《杂说》百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亦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南唐二主词》1卷,录李煜词34首,存世有明万历四十八年墨华斋本,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添加9首。李煜词集注本有清人刘继增《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南唐二主词校订》、詹安泰李璟李煜词》等。《虞佳丽》被王国维誉为是“包含世间所有愁”的词。

  周邦彦(1056~1121年),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官太学正、庐州传授、知漂水县等。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兴大晟府。通晓乐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言语曲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有《清真居士集》,后人更名为《片玉集》。

  张先(990~1078年),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宋仁宗朝进士。官至都官郎中。晚年往来于杭州、吴兴间,过着优游的糊口。词作与柳永齐名,号称“张三影”。今传《安陆词》、别名《张子野词》。

  史达祖(1163~1220?),字邦卿,号梅溪,汴(河南)人。韩侂胄当国时,他是最亲信的堂吏,担任撰拟文书。韩败史受黥刑,死于贫苦中。今传有《梅溪词》。其词工于咏物。

  贺铸(1052~1125年),字方回,号庆湖遗老,卫州(今河南辉县)人。孝惠皇后族孙。元佑中通判泗州、承平州,撤退退却居吴下。其词题材较丰硕,气概也多所变化,兼有豪宕、婉约二派之长,长于融化前人成句。守格律、重用韵。今传《东山词》一卷、《贺方回词》二卷。

  晏几道(约1040~1112年),北宋词人。字叔原,号小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晏殊第七子。历任颖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性孤傲,晚年家道中落。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有《小山词》。

  姜夔(1154~1221年),字尧章,鄱阳人。号白石道人,庆元中,曾上书乞正太常雅乐,终身平民,靠卖字和伴侣救济为生。他多才多艺,通晓乐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其作品素以空灵宛转著称。有《白石道人歌曲》。

  秦观(1049~1100年),北宋词人。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江苏)人。历官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馆编修等职。坐元佑党籍。绍圣后累遭贬调。文辞为苏试所赏识,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工词诗,词多写男女情爱,伤感出身之作,是婉约词人中一大师。诗风与词附近。有《淮海集》、《淮海·士长短句》。

  晏殊(991~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人。北宋景德中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身世。庆历中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其词擅长小令,多表示诗酒糊口和安闲性致,言语婉丽,颇受南唐冯延巳的影响。原有集,已散失,仅存《珠玉词》及清人所辑《晏元献遗文》。又编类书《类要》,今存残本。后人称之为“词人宰相”。

  宋祁(998~1061)北宋文学家。字子京,(今湖北安陆)人,后徙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天圣二年进士,官翰林学士、史馆修撰。与欧阳修等合修《书》,书成,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卒谥景文,与兄宋庠并有文名,时称“二宋”。诗词言语工丽,因《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句,世称“红杏尚书”。

  吴文英(1212~1272年),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人。终身未仕,但生平所交,皆一时权贵,作词较多,是一位主要词人。其辞书丽而工,多雕琢,乐律合谐。今传有《梦窗词》。

  张炎(1248~?年),字叔夏,号玉田,晚又号乐笑翁临安(今杭州)人。张俊六世孙,宋亡,落拓而终。他的词尤以咏物词名重其时,其作词圣“清空”之说,词有《山中白云》及词学专著《词源》传世。

  冯延巳(903--960)别名延嗣,字正中,五代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在南唐做过宰相,糊口过得很优裕、舒服。他的词多写闲情逸致辞,文人的气味很浓,对北宋初期的词人有比力大的影响。宋初《钓矶立谈》评其“学问广博,文章颖发,辩论纵横”,其词集名《阳春集》。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酒徒、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江西)人。天圣进士。累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北宋古文活动的魁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师”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言语流利天然,其词深婉清丽。有《欧阳文忠集》,词集有《六一词》、《近体乐府》及《酒徒琴趣外编》。

  王安石(1021~1086年),精采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宋神宗时宰相。立异法,鼎新旧政,世称王荆公。文学上的次要成绩在诗方面,词作不多,但其词可以或许“一洗五代旧习”,境地醒豁。今传《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函集》。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人。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与宜州贬所。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开山祖师。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绩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伤,豪宕秀逸,时有高明。有《山谷词》。

  苏轼(1037-1101年),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对词进行了大马金刀的开辟和变化,有着不成磨灭的贡献。无论是内容的拓展,仍是形式的新化;无论是气概的冲破,仍是人生的超越,苏轼都以其极大的热情、杰出的才能进行了不懈的追乞降勤奋。从而极大的提高了词的艺术档次,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的音乐性,使词从音乐的从属品改变为一种与诗具有划一地位的独立的抒情体裁。把词引入文学殿堂,从底子上改变了词史的成长标的目的,树立了词史上的里程碑,大大推进了宋词的成长,使宋词进入昌盛期间。这就是苏轼对词所作出的最精采的贡献,至今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

  辛弃疾(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南宋爱国词人。宋代词作巅峰代表和所存词作最多词人。辛弃疾艺术气概多样,以豪宕为主,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现存词600多首,其词抒写力求恢复国度同一的爱国热情,倾吐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其时执政者的耻辱乞降颇多训斥;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漠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气概沉雄豪放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

  陆游(1125~1210年),南宋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出名爱国诗人,为南宋四大师诗人之一。词作量不如诗篇庞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力。著有《放翁词》一卷,《渭南词》二卷。

  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更名陈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婺州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孝宗淳熙五年,诣阙上书论国是。后曾两次被诬入狱。绍熙四年光宗策进士第一,状元。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公务,未行而卒,谥号文毅。所作政论气焰纵横,词作豪宕,有《龙川文集》《龙川词》,宋史有传。

  张孝祥(1132年-1170年),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汉族,历阳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人,生于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南宋出名词人,书法家。唐代诗人张籍之七世孙。张孝祥生于明州鄞县桃源乡(今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父亲张祁,任直秘阁、淮南转运判官。少年时阖家迁居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绍兴二十四年(1154)廷试,高宗(赵构)亲擢为进士第一。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因为上书为岳飞辩冤,为其时权相秦桧所忌,诬陷其父张祁有反谋,并将其父下狱。次年秦桧死,授秘书省正字。历任秘书郎,著作郎,集英殿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宋孝宗时,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1163年,张浚出兵北伐,被任为建康留守。又为荆南湖北路安抚使,此外还出任过抚州,平江,静江,潭州等地的处所长官,颇有政绩。乾道五年(1169)年,以显谟阁直学士致仕。是年夏于芜湖病死,葬南京江浦老山。年三十八岁。有《于湖居士文集》40卷、《于湖词》1卷传世。《全宋词》编录其223首词。其才情火速,词豪宕爽朗,气概与苏轼附近,孝祥“尝慕东坡,每作为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若何?”

  刘辰翁(1233.2.4—1297.2.12),字会孟,别号须溪庐陵灌溪(今江西省小灌村)人。南宋末年出名的爱国词人。气概取法苏辛而又自成一体,真诚动听,力透纸背。作词数量位居宋朝第三,仅次于辛弃疾、苏轼。代表作品《兰陵王·丙子送春》《永遇乐·璧月初晴》等。作品收入《须溪先生全集》。

  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分歧有分歧的“体”。比力常用的词牌约100个,如《水调歌头》、《念奴娇》、《如梦令》、等等。词的布局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枯燥,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

  别。“令”一般比力短,晚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引”和 “近”一般比力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流行于北宋中叶当前,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几多,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调《莺啼序》,240字。

  必然的词牌反映着必然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大都已不成考。只要《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领词。词的韵脚,是音乐上搁浅的处所。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能够叠字。

  《宋词鉴赏辞典》序言

  近年来,中国出书界呈现的诸般特色之一,是良多诗词鉴赏一类册本接踵印行。

  这是一个新兴的可喜的现象。它并非只是一种“风气”。因为汗青的缘由,历来少少这类著作问世,几乎构成了一个文化方面的空白;而读者却很是需要这些小我撰写的或集众家合编的赏析讲解的读物,来处理他们在赏识唐宋名篇时所碰到的坚苦,提高他们的赏识能力。本辞典的编撰,恰是这一汗青要求布景下的一部具有规模的鸿编钜制。

  唐诗宋词,并列对举,各极其美,各臻其盛,是中外闻名的;而喜爱词的人,似乎比喜好诗的人更为多夥,这包罗写作和诵读来说,都是如斯。缘由安在,必非无故。广义的“诗”(今习称“诗歌”者是),包罗了词;词之于诗,以体裁言,实为后起,而且被视为诗之旁支别流,因此有“诗馀”的别号。从这一角度来说,赏识词的要点,该当在诗之鉴赏专著中早就有所总结和抉示了,由于二者有其配合质性。但词作为唐未宋初时代新兴的正式文学新体系体例,又有它本人的良多很大的特点特色。现在若要谈说若何赏识词的纲要与环节时,我想理应针对上述的后一方面多加留意会商才是,换言之,对若何赏识诗(无论是广义的,仍是狭义的)的工作,该当估量作为已有的根本学问(例如比兴.言志、以意逆志,诗无达诂-…),而不必在此过多地反复赘说。基于这一认识,我拟乘此撰序之便,将小我的一些鄙意,贡献于本辞典的读者。

  我想叙及的,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永久不要健忘,我国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汉字文学的高级形式,它们的一切特点特色,都必需溯源于汉语文的极大的特点特色。健忘了这一要点,诗词的良多的艺术赏识问题都特无法理解,也无从谈起。

  汉语文有良多特点,起首就是它具有四声(姑非论及如再加深求,汉字语音还有更细的分声法,如四声又各有阴阳清浊之分)。四声(平、上、去、入)归纳成为平声(阴平、阳平)和仄声(上、去、入)两高声类,而这就是形成诗文学的最根基的腔调声律的主要因子。

  汉语本身从来具有的这一“内在特质”四声平仄,颠末了持久的文学大师们的使用实践,加上了六朝时代佛经翻译工作的流行,由梵文的声韵之学的启迪,使得华文的声韵学有了长足的成长,于是诗人们起头盲目地、无意识地将诗的格律放置,逐渐达到了一个高度的进展阶段——格律诗(五七言绝句、律句)的真正臻于完满,是齐粱以致隋唐之间的工作。这完满是一种学术和艺术的汗青成长的成果,极为主要,把它当作了是报酬的“形式主义”,是一种反科学的错觉。

  至唐末期,诗的乐律美的成长既达到最高点,再要成长,若仍在五、七言句法以内去寻索新境地,已不成能,于是借助于音乐曲调艺术的繁荣,便生发开扩而发生出词这一新的诗文学体裁。我们汗青上的无数言语乐律艺术大师们,从此获得了一个簇新的六合,于中能够奔驰他们的才调聪慧。这就能够理解,词乃是汉语文诗文学成长的最高形式。(元曲与宋词,其实都是“曲子词”,不外宋以‘词’为名,元以“曲”为名,素质原是一个;所分歧者,元曲成长了衬字法,将本来宋词调中个体的平仄韵合押法遍及化,采用了联套法和代言体,因此趋势“散文化”,铺叙成份加重,将宋之雅词体变为俗典体,鄙谚俚谚,大量使用;谐笑调谑,亦所包涵;是其特色。但从汉语诗文学格律美的成长上讲,元曲并没有超越宋词的高度精度,或者说,曲对词并未有像词对诗那样的格律成长。)

  明瞭了上述脉络,就会懂得要讲词的赏识,起首要从格律美的角度去领略赏会。分开这一点而侈谈词的艺术,很容易流为肤辞泛语。浩繁词调的格律,千变万化,一字不克不及随便增减,不克不及错用四声平仄,由于它是歌唱文学,按谱制词,所以叫做“填词”。填好了立付乐手歌喉,寻声按拍。假使一字错填,乐律有乖,那么立见“荒腔倒字”,——倒字就是唱出来那字音听来是别的的字了。好比“春红”唱出来却像是“蠢閧”,‘兰音”唱出来却成了“滥饮”--。这个问题今天唱京戏、鼓书、弹词…时也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名艺人有学识的,就不让本人发生这种错误,由于那是闹笑话呢。

  即此可见,格律的划定十分严酷,词人作家第一就要精于审音辨字。这就决定了他每一句每一字的遣词选字的运筹,恰是在这种精严的划定下见出了他的把握语文乐律的实在功夫。

  正因而故,“青山”“碧蜂”“翠峦”“黛岫”这些变换的词语才被词人们创组和选用。不懂这一事理,见了‘夕照”“夕曛”‘晚照”“夕阳”“朝霞”,也会感觉奇异,认为这不外是骚人骚人的“习气”,生成好“玩弄”文字。王国维曾攻讦词人喜用“代字”,对周字美成写元宵节景,不直说月照房宇,却说“桂华流瓦”,颇有不取之辞,大约就是健忘了词人铸词选字之际,要考虑很多艺术要求,而所谓“代字”本来是由字音、乐律的精微共同关系所发生的汉字文学艺术中的一大特色。

  然后,还要懂得,由音定字,变化组联,又生无限奇致妙趣。“青霄”“碧落”,意味分歧;“征雁”“飞鸿”,神气自异。“落英”缤纷,并非等同于“断红”狼藉;“霜娥’幽独,毫不类似乎“桂魄”高事。如斯类推,专编可勒。汉字的涵义渊繁,联想丰硕,使得我们的诗词极其变化多姿之能事。我们要讲赏识,该当细心玩味其间的极为精微的分合同异。“含英咀华”与“咬文嚼宇”,虽然造语雅俗有分,倒是道着了赏会汉字文学的最为环节的精力命脉。

  第二,要讲诗词赏识,而且已然懂得了汉字文学的声律的关系之主要了,还须深明它的“组联法例”的良多奇特之点。辛稼轩的词有一句说是:“用之能够尊中国’。末三字怎样讲?相当多的人必然会认为,就是“尊崇中国”嘛,这又何待设问。他们不晓得稼轩词人是说:像某某的如许的大材,你让他获得了真正的任用,他能使中国的国威大为提高,使别国对她信增尊重,曹雪芹写警幻仙子时,说是她“深惭西子,实愧王嫱”。那么这是说这位仙姑生得远远不及西施、昭君斑斓了?正相反,他说得是警幻之美,使得西施昭君都要自惭弗及!苏东坡的诗说:“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能否那“江柳”竟然‘摆荡”了一座村庄?范石湖的诗说:“药炉汤鼎煮孤灯”。莫非是把灯放在药锅里煎煮?秦少游的词说:“碧水惊秋,黄云凝暮”。怎样是“惊秋”?是‘轰动”了秋天?是“惊讶”于秋季?都不是的。如许的把“惊”字与“秋”字紧接的“组联法”,你用一般“语法”(出格是从西方语文的语法概念移植来的法子)来注释这种汉字的“诗的言语”,必然会大为惊讶,大感迷惑。然而这对诗词赏识,倒是十分主要的工作。我们的诗家词客,讲究“炼字”。字怎样能炼?又若何去炼?炼的成果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是艺术范围;殊不知不从汉语文的特点去理解体味,也就无从说个洁白,以至还会误看成是文人之“故习”,翰墨之“游戏”的小道而加以轻蔑,“批判”之辞也会随之而来了,——如斯,赏识如此,也岂不全成了废话和妄言了?因而,务宜当真玩索此中的良多的语文艺术的高深的事理。

  至于现代语法上讲的词性分类法,诸如名词动词等等,名目甚多,面我们旧日诗家只讲“实字”“虚字”之一大别离罢了。这听起来天然很不科学,没有细密度。但也要思索,其故何在?为什么又认为连真假也是能够转化的?好比,石湖诗云:“目眚浮珠佩,声尘籁玉萧。”浮是动词,一目了然,但籁应是“名词”吧?何故又与“浮”对?可知它在此实为动词性质。汉字使用的奇奥之趣,表此刻诗词文学上,更是登峰造极,因此天然也是留神赏识者的必应措意之一端。其实这无须步举奇句警字,只消拿李后主的“自是人发展恨水长东”来作例即可看得甚清:譬如若问“东”是什么词性词类?谜底生怕是状词或描述词等等。然而你看“水长东”的东,正如‘吾欲东’’吾遭东”,到底该是什么词?深明汉字妙处,读欧阳词——“飞絮濛濛,垂柳栏干尽日风”之句,方不致为“词性阐发”所诒,认为“风”天然是名词。假使如斯,即是“将活龙打作死蛇弄”了。又如语法家主意必需有个动词,方能成一句话。可是温飞卿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联名句,那动词又在何处?它成不成“句”,若是你细玩这十个字的“组联法”,于诗词之道,思过半矣。

  第三,要讲赏识,须看诗词人的“措辞”的艺术。唐人诗句:“圣主恩深华文帝:怜君不遭到长沙。”不说皇帝之贬谪整人是该攻讦的,却说“圣”“恩”跨越了华文帝,没有像他贬谪贾谊,远斥于长沙卑湿之地。你看这是多么的“会讲话”的艺术本事!若是你认为,这是涉及政治的谈论性的诗了,于抒情关系嫌远了,那么,李义山的《锦瑟》说:“此情可待成追想,只是其时已惘然。”他不说现在追想,惘然之情,令人不成为怀;却说何待追想,即在其时已是惘然不堪了。如斯,不单惘然之情加一倍托出,并且含蓄低迥,馀味无尽。晏小山作《鹧鸪天》写道:

  “醉拍春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到落日。

  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很多长。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

  此词写怀人念远,离恨天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而归信无凭,空对来书,流泪循诵——此底细思之极致也,而词人偏曰:来书纸上诉说相思,何能为据?莫如丢开,勿效抱柱之痴,枉费悲伤之泪。话似宽大旷达,实则加几倍写相思之挚,相忆之苦;其字字皆从千回百转后得来,方能令人回肠荡气,长吟击节,这就是“措辞的艺术”。若是一味婉言白讲,“我若何若何相思呀”岂但不克不及动人抑且底子不成艺术了。

  第四,要讲词的赏识,不克不及不提到“境地”的艺术理论问题。境地一词,虽非王国维氏所创,但公用它来讲究词学的,自以他为代表。他认为,词有境地便佳,不然反是。后来他又以“意境”一词与之互用。其说认为,像张先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地全出矣;欧公的‘绿杨楼外出秋千”,着一“出”字而境地全出矣。这乍看很像“炼字”之说了。细按时,“闹”写春花怒放的艳阳景色的氛围,“出”写秋千高现于绿柳朱楼、粉墙白壁之间、因春风而倍增骀宕的神气意态。究其现实,仍然是我们中汉文学艺术美学观念中的阿谁“逼真’的工作,井非别有异义.我们讲诗时,最尚者是神韵与高情远韵。神者何?精气不灭者是。韵者何?馀味不尽者是。有神,方有精神抖擞,故曰“神采”。有韵,方有言外之味,故曰“神韵”。试思,神与绘画亲近相关,韵本音乐声律之事。可知无论“写境”(照实写照)“造境”(艺术虚构),都必需先有高度的文化素养造诣,不然安能有神韵之可言?由是而观,不难悟及:只标境地,并非最高之原则抱负,盖境地本身自有高下雅俗美丑之分,怎能说只需一有境地,便成好词呢,龚自珍尝笑不学之俗流也要作诗,启齿便说是“柳绿桃红三月天’,认为鄙俗不堪,可使诗人笑倒!可是,莫非能说那七言一句就没有任何境地吗?不克不及的,它仍是自有它的境地。问题安在?就在于没有高情远韵,没有神采超脱。可知这种事理,还须探奉寻源,莫以“境地”为极则,也不要把诗词二者用鸿沟划断。好比东坡于同时代词人柳永,特赏其《八声甘州》,“渐霜风凄紧,关河萧瑟,残照当楼”。认为‘高处不减唐人”。这“高处”何指,不是说他柳耆卿只写出了阿谁“境地”,而是说那文句极有神韵。境地有时是个”死”的境地,神韵却永久是活的。这个别离是不容轻忽的别离。

  第五,如上所云,已不难顿悟,要讲词的赏识,须稍稍懂得我们本人民族的文学艺术上的工作。若是只会用一些“抽象的塑造”、“性格的描绘”、“言语的活泼”等语词和概念去讲我们的词曲,良恐不免要弄成取粗遗精的后果。因而,我们文学汗青上的一些掌故、美谈、用语、风尚,不克不及都看成“陈言旧事”而一概弃之掉臂,要深思此中的事理。杜甫奖饰李白,只两句话;“清爽庾开府,飘逸鲍参军”,还有人硬说这是“贬”词(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这实是诗圣老杜拈出的一个最高尺度,析言之,即声清,意新,神俊,气逸。这是从魏晋六朝起头,经无数诗人试探而得的一项总结性的高度归纳综合的理论表述。若是我们对这些一窍不通,又怎能谈到赏识二字呢?

  大者如上述。细者如前人因一字一句之出色,传为盛事美谈,警动朝野,四处歌吟,这种民族文化保守,不是不值得引认为骄傲和保重的。“山抹

  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人谓是“微词”,我看这正申明了“烩炙生齿”的这一诗词艺术问题。

  至于前人讲炼字,讲遣辞,讲过脉,讲摇摆,讲跌岩,…各种手法章法,术语概念,也不克不及毫无所知而空口说赏识。那样就是犯了一个错觉:认为千百年来无数艺术大师的缔造堆集的贵重经验心得,都比不上我们本人目前的这么一点学识之所能达到的“高”度。词从唐五代起,历北宋至南末,由小令到中、长调慢句,其气概手法确有差别。大略晚期多呈风雅天然、隽朗高秀一路,尔后期趋势精严凝炼,绮密深厚。论者只可举示差别,何须强人以爱憎。但既然气概手法分歧,赏识之集中留意点,自应随之而转移,岂宜胶柱而鼓瑟?所应指出的,却是词至末流,渐乏生气,饾饤堆砌、藻绘涂饰者多,又极易流入尖新纤巧、轻薄侧丽一派,实为恶道。因而清末词家至有标举词要“重、拙、大”的主意(与轻、巧、琐为针对)。这种汗青学问,也宜略明,由于它与赏识的目光不是毫无关系的。

  序言不是论文,深细会商,非所应为;我只能将一些最简单易晓、不致多费言说的例子,提出来以供本书读者参考。这是由于一部辞典成于诸家众手,篇中或不克不及一一地都涉及到这些赏识方面的问题,在此稍加中说,或可备分析与弥补之用。

  本辞典共收词1518篇,撰文者共327家。这诚然是目前所能看到的一部最为丰硕多彩的赏词巨著。像我们如许一个伟大而又有着出格长久的文化汗青的民族,对于本人的保守文学财富的价值毫不能是以博古通今为满足的,我们该当不竭地研索,而且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出格是青年一代,都能对诗词的赏识有所体味理解,这对于我们的‘四化”这一雄伟事业中的精力文明扶植,关系实非浅鲜。本书的问世,必然惹起海表里爱词者的高度注重。谨以芜言,贡愚献颂。

  一九八五、十二。十二、呵冻写讫

  乙丑十一月初一,至前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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